朴大叔说了一个名字，又压低声音补了一句：「他是李承晚那边的人。那段时间青年团的人经常来码头问话，问我们有没有见过生面孔。我们不敢多说。」
程慈航记下了那个名字，没有追问。他转身走向仓库後墙。在铁皮覆盖的角落，他掀开一块铁皮，看到下面压着几口已经被撬开的铁皮箱。他蹲下来，手电筒照进其中一口——里面不是军需品，是成叠的旧军服，大多穿过的，有的还留着弹孔和泥渍；十几块身份牌，背面被人用刀尖划去了姓名和编号；几封被油纸包着的家信，信纸发h发脆，但墨迹还在，写的是汉字，字迹歪斜，但每一笔都落得很重；还有几张褪sE模糊的照片，其中一张还能看清：一个年轻士兵蹲在草丛里，对着镜头露出笑容，背後是连绵的稻田和一座低矮的瓦房。他把那张照片放进外套内袋，没有带走其他东西。
朴大叔跟到门口，低声说了一句：「那些箱子，我听说不是军需品。是从北边带过来的，具T是什麽，我不知道。」他转身回了仓库。
程慈航站在码头边，让翻译回汉城後帮他查找一个人——金明浩。第二天傍晚，麦肯齐回了话：「金明浩在釜山，釜山港警察署第三分所。」
他坐车去了釜山。釜山港在半岛南端，冬天海风裹着咸腥的cHa0气，b仁川更Sh润。他找到那间派出所时已是下午，楼门口挂着褪sE的招牌——「釜山港警察署第三分所」，漆字已经剥落了一半。前厅只有一个年轻警员，程慈航报了金明浩的名字，警员指了指走廊尽头。
金明浩从走廊尽头走出来时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警服，衣袖短了一截，领口系得规规矩矩。他看到程慈航，没有立刻说话，只是走到他面前伸出手来。程慈航握住那只手，想起重庆训练营里那些g燥的午後，yAn光从木窗格子的空隙里漏进来，落在桌面和笔尖上。那时候他们还不知道以後的路会通向哪里，只是每天抄着档案、听着课，偶尔在食堂的角落里交换一些关於各自国家和未来的句子。
两人在附近一家路边店坐下。金明浩叫了两碗热汤，低头喝着。程慈航问他这些年是怎麽过来的。金明浩放下碗，沈默了一会儿。
他说，一九五〇年战争爆发时，他正在汉城警察厅当差。共产军打过来只用了三天，汉城就丢了。他没有跟着政府南撤，也没有留下来投诚，只是躲在一家道观的後院里，蹲了五天。道观的住持是他在光复军时的旧识，给了他一口饭吃。等他走出来时，街上已经换了一面旗。
他走出那条巷子时，第一眼看到的是十字路口那栋三层楼的外墙上挂着的两幅巨幅肖像——左边是金日成，右边是斯大林。金日成那张他还认得，圆脸，梳着背头，穿着类似中山装的制服；斯大林那张他只在报纸上见过，浓眉，大胡子，眼神冷得像西伯利亚的冻土。他在心里想，这两个人并排挂在一起，到底谁是谁的主子。街上的标语也全换了。他记得解放後汉城的标语都是用汉字写的，偶尔夹几个谚文，一九四八年政府颁布《谚文专用法》後，汉字用得少了，但至少每条标语里还能看见几个。此刻那些刷在墙上的标语，白底红字，从街头延伸到巷尾，全是圈圈杠杠的朝鲜字母，一个汉字都没有了。他站在那里，看着那些他本应认识却忽然陌生的文字，忽然觉得自己被这个国家连根拔了起来。
他说，金日成那时候才三十八岁，太年轻了。年轻的人在战争时期往往有一个通病——怕自己不够分量。他知道自己b不上李承晚的资历——李先生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首任大统领，在上海、美国流亡了几十年，美国人认他，联合国认他，全世界的报纸都管他叫「韩国国父」。金日成没有这些。他在满洲打过游击，在俄国当过少校，但他从来没有在汉城坐过一天龙椅。所以他需要斯大林站在他身後——不是并肩，是站在他身後。那幅挂在汉城市中心的斯大林肖像，就是他给自己找的靠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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